八面威风初入朝:治军有方知己知彼
壬辰战争爆发初期,朝鲜军节节败退,国土几近沦丧。朝廷急忙向明朝求援,盼望明军能够挽救危局。1592年12月,明朝遣辽东总兵李如松率四万大军渡过鸭绿江,踏上朝鲜国土。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初来乍到,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李如松麾下军容严整,军纪森严。柳成龙初次求见时,只见"旌旗器械,整肃如神",可见李如松军中秋毫无犯,令行禁止。他深知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的道理,尽管带兵匆匆入朝,粮草也准备得十分充足。李如松还体恤士卒,亲自过问军中琐事。一个小小细节,可见一斑:有一天,他无意间看见士兵喝着清水吃干粮,便立刻下令,每天都要给士兵们准备热汤,以慰劳他们的辛苦。在李如松的治军下,这支援军斗志昂扬,成为朝鲜的一大助力。
除了治军严明,李如松对战场形势也了如指掌。柳成龙拿出平壤地图向他说明地形和道路时,李如松"倾听,辄以朱笔点其处",一点即通。谈到明朝和日军的装备差异,李如松说:"倭但恃鸟铳耳,我用大炮,皆过五六里。贼何可当也?"这番话显示出他对双方兵力、火器性能的精准判断,正所谓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,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中大老爷,却一点儿也没有大将的架子,反而平易近人,善于体恤朝鲜官员的感受。临别时,李如松在扇面上写下一首诗,送给柳成龙。诗曰:"提兵星夜渡江干,为说三韩国未安。明主日悬旌节报,微臣夜释酒杯欢。春来杀气心犹壮,此去妖氛骨已寒。"短短十六个字,字字铿锵,表达了他替天行道、剿灭倭寇的决心。赠诗给柳成龙,更显示出他不因官阶之别,而以诚相待的君子风度。
李如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,迅速征服了朝鲜官员的信任。在平壤战役之前,他先派人假意与日军议和,待对方派人前来时一举歼灭。接着调兵围住平壤城,但没有贸然进攻。而是先骑马率亲兵突入日军大本营顺安,迫使城内援军回撤。平壤城内只剩数万孤军,明军乘势猛攻,很快便拿下了这个朝鲜的重镇。平壤得手后,李如松趁热打铁,一路挥师南下,接连收复开城等大片失地。短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战果,连朝鲜君臣也感到意外。他们纷纷褒扬李如松用兵如神,是个真正的文武全才。
李如松初来朝鲜的所作所为,给人留下了极为正面的印象。他镇守边疆多年,带兵打仗的本领自然不在话下。但他不恃军功而傲物,对朝鲜官员以礼相待,体现了一位大将应有的气度和修养。加之他还熟悉朝鲜的地理形势,对敌我双方军力也有准确的判断。种种表现都证明,他不愧为一位智勇双全、文武兼备的名将。在这位能征善战的统帅麾下,明军所向披靡,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场的颓势。此时无论是明朝君臣,还是朝鲜官员,都对这位英武果敢的大将寄予厚望。他们坚信,有李如松这样一位将才统率大军,日军必将被赶出朝鲜半岛,两国的失地也必将很快光复。
碧蹄一败势尽退:轻敌冒进避战主和
李如松在朝鲜初战告捷,一时风头无两。朝鲜君臣对这位明朝名将充满信任,把收复失地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。谁曾想到,这位初来乍到的大将,竟会在碧蹄馆一战中遭受重创,自此一蹶不振,再也不复当初的雄风。
碧蹄馆战役发生在平壤战役大捷之后。当时李如松麾下一名副将,带领几百人先头部队在碧蹄馆南侦查,不料遭遇日军伏兵,双方一番交战,明军斩获百余级。李如松闻讯大喜,只带随从骑兵千余人,飞马前往助阵。他估计日军不过百十号人,一骑绝尘直插敌阵,岂料这是日军故意设下的疑兵,主力部队就藏在山后。待明军骑兵冲到,埋伏的数万日军突然杀出,明军顿时陷入重围。李如松虽然侥幸逃生,但损兵折将,死伤惨重。
碧蹄馆一败,彻底打消了李如松的锐气。他一改往日勇猛作风,变得畏首畏尾、进退失据起来。战后撤退到坡州,一夜之间哭死了好几个亲信家将。第二天,他便以地面泥泞为由,要班师回朝。柳成龙等人苦苦相劝,他也只是敷衍了事。原本说要回东坡驿休整,结果一路逃窜,从汉阳退到开城,再从开城退回平壤。一心只想避战,对大臣们的慷慨陈词充耳不闻。这个昔日叱咤风云的大将,竟像霜打的茄子似的,一夜之间萎靡不振。
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,这位曾以勇武著称的名将,在碧蹄馆战败后,态度急转直下,开始极力主张与日军议和。他给朝鲜国王的奏折中说,倭兵在朝鲜国都达二十多万,明军寡不敌众。还说自己病重,请求撤换他职。这番言论,哪里还有一点统兵大将的气概?柳成龙大惊失色,据理力争。他指出,日军人数远没有李如松说的那么多,李如松却振振有词地说:"我岂能知之?乃汝国人所言也。"分明是在找托辞推脱。
从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的种种表现来看,这位曾令朝鲜寄予厚望的名将,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勇气和斗志。他一改往日的睿智和勇武,变得优柔寡断,惧怕日军。一遇挫折就萎靡不振,一心只想退兵,对朝鲜方面的请求置之不理。这与初来乍到时的意气风发、所向披靡,简直判若两人。
这种突然的转变,着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或许,胜利冲昏了这位勇将的头脑,让他轻敌冒进,才落得碧蹄馆一败。也或许,他只是一时没有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,战斗的意志受到了严重打击。但无论如何,这种表现与一位统帅全军的大将极不相称。他理应坚定军心士气,继续团结朝鲜,共同抗击日军,而不是在战役失利后就主和求退,一蹶不振。
李如松在碧蹄馆一战后的表现,在朝鲜留下了极为负面的印象。他不仅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,反而还摇摆不定、避战主和。这让寄予厚望的朝鲜君臣大失所望,对这位明朝将领的信任和期望,也开始动摇。在他们看来,李如松已经丧失了继续领兵抗日的勇气和决心。曾经的"大明天兵",如今恐怕也不过如此了。
骄横跋扈气焰嚣:将帅乖戾失盟友心
碧蹄馆一战后,李如松在朝鲜的形象急转直下。他不仅在军事上避战主和、畏首畏尾,在为人处世上,也变得傲慢跋扈,与朝鲜将领频生嫌隙。原本双方应该同仇敌忾、并肩作战,在他的倨傲态度面前,朝鲜官员却越来越难以容忍。
朝鲜半岛地处偏远,粮草匮乏,为大军提供给养十分不易。李如松率军在开城一役后,军粮告急,运输也跟不上。将领们请求回师,李如松勃然大怒,将柳成龙等一众朝鲜大臣叫到跟前,大声斥责:"你们怎敢轻言撤军?我从前率军征讨西夏时,几天不吃不喝,也从未言退。区区朝鲜,竟然连几天粮草也供应不上,还敢在我面前说这等懦夫之言!"他满面怒容,叱喝朝臣,全然没有半点对东道主的尊重。柳成龙满腹辛酸,却只能陪笑脸,连连赔罪。
更让朝鲜大臣恼火的,是明军与日军频繁议和。作为东道主,朝鲜自然不愿轻易与侵略者妥协。可是,当时的明朝朝廷却另有打算。柳成龙曾上书国王,极力反对与日军议和。消息传到李如松那里,他十分光火,第二天就传柳成龙过来,当着满朝臣子的面大骂:"你个小小朝鲜官,有什么资格对大明的军机指手画脚?你要是敢再说半个'不'字,我就按军法处置,立刻班师回朝,让你们自生自灭去吧!"他的话语狂妄无礼,全不把朝鲜官员放在眼里。
李如松的跋扈还表现在对朝鲜礼俗的藐视上。按照朝鲜人的礼节规矩,每逢将帅班师回朝,臣民都要向"禁杀贼"的旗帜行礼。可是,当百官向旗帜行礼时,柳成龙却始终昂然挺立。李如松见状,立刻大发雷霆,勃然斥责道:"你这个蛮夷之地的小官,难道不懂得天朝的威仪吗?这口粮都是大明恩赐的,将士都是大明派来的,你不跪拜军旗,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当官?"他语调傲慢,言辞激烈,将朝鲜官员狠狠贬低,丝毫不讲情面。柳成龙百口莫辩,只得默默忍受奇耻大辱。
李如松的骄横无礼还体现在他听信谗言、轻率处置朝鲜大臣上。一日,柳成龙外出,有人造谣说他故意撤走了通往日军营地的临津江船只,阻挠议和。李如松闻言大怒,立刻传令将柳成龙抓拿回来,要当众捆打四十大板。一路上,柳成龙被押解,还挨了不少鞭子。还好半路有人向李如松报告,说并无此事,他这才不情不愿地传令放人。事后,李如松也并未向柳成龙道歉。在他眼里,区区朝鲜官员,大概是高低不入眼的。
就这样,李如松在朝鲜官员面前,尽显骄横姿态。他大发雷霆,叱喝臣子,毫不留情面。将朝鲜官员斥为懦夫,大骂他们不懂军机,还口出狂言,要按军法从事。甚至因为谣言就要捆打朝鲜宰相,事后也不道歉。这样一位骄横跋扈、盛气凌人的大将,自然会激起朝鲜官员的反感和不满。原本,朝鲜和明朝是并肩作战的盟友,共同的敌人是日本。可是,李如松的倨傲,却亲手将盟友的情谊毁于一旦。当然,他的行为,也让朝鲜人对明军的印象一落千丈。在他们眼中,这哪里是救兵?分明是骄兵跋扈惹是生非!
李如松在朝鲜的所作所为,将他负面的一面暴露无遗。他不仅军事无能,而且为人刚愎自用。在朝鲜官员面前,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骄矜,动辄训斥臣子,甚至还想要将人捆打。这与他初来乍到时彬彬有礼、体恤下属的形象,真可谓是天差地别。如此行事,自然引起朝鲜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感。而这,对当初寄予厚望的朝鲜人来说,无疑是莫大的讽刺:昔日的救星,竟成了咄咄逼人的恶客。
探微索隐析形变:性格时局作者意图
李如松在《惩毖录》中的形象,何以由正转负,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?我们大可不必单纯地用"反复无常"来评判,事出必有因,变化的背后,往往隐藏着诸多缘由。探究这位明朝名将在朝鲜的形象之变,既要看他自身的性情气质,也要结合当时的时局,更要考虑到作者柳成龙写作此书时的处境和动机。
首先,就李如松本人而言,他虽然能征善战,却也性情刚愎、我行我素。纵观其一生,这股子傲慢劲儿可谓根深蒂固。他早年作战时,不服上司管辖,常常我行我素;宁夏叛乱平定后,更是骄横跋扈,目空一切。这样一个人,不把区区朝鲜官员放在眼里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他本就是个盛气凌人、颐指气使惯了的人,与下属都尚且如此,遑论与朝鲜臣子?再者,初入朝鲜,他还能控制收敛,可是随着战事进展,这股子邪气儿便渐渐露了出来,与朝鲜将领发生矛盾,也就在所难免。
其次,明朝当时对日方针的转变,也是导致李如松形象转变的重要原因。李如松本就一心想要一举歼灭倭寇,奈何朝廷却渐渐倾向议和。对于想要雪耻复仇的朝鲜人来说,这简直难以接受。加之李如松在战败后突然变卦,更让朝鲜将领大失所望。原本寄予厚望的大将,竟然如此轻易就放弃了抗战,难免会让人对他的印象一落千丈。这里面既有将领个人素质的因素,也有朝廷决策转变的影响。
再者,作者柳成龙写此书时的处境,也是影响李如松形象塑造的关键。壬辰战争期间,柳成龙作为体察使全权负责后勤补给。战后不久,他便因主和失势被罢官。写《惩毖录》时,他正是落魄低谷时期,难免要在书中为自己鸣不平。将战争初期李如松的种种劣迹搬出来说事儿,无疑是在为自己开脱,把责任推到李如松身上。诚然,那段时期朝鲜国内运输能力薄弱,一人之力也难以扭转局面。柳成龙有他的难处,可是要把问题都归咎到明军将领身上,未免有推卸之嫌。这其中,恐怕也掺杂了他个人的恩怨情仇。
《惩毖录》中李如松形象之所以发生转变,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李如松本人性情刚愎,这是基础;明廷对日方针改变,这是导火索;柳成龙的写作动机,更是添油加醋的一把火。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,可惜李如松三者皆无,才落得如此下场。诚然,李如松有他的不是,可是在当时那个特殊时期,无论谁来恐怕都难以周全。况且,写书立传总有一己之见,柳成龙未免过于主观臆断,将李如松妖魔化也说不过去。
透过《惩毖录》来看李如松其人,我们要学会客观辩证地分析。他本就是个有勇无谋、刚愎自用的将领,碧蹄馆一战中轻敌冒进、败走回朝,已经初露端倪;加之明廷对日和谈,更让他一蹶不振;再者柳成龙借笔杆子泄愤,将他的负面形象渲染得淋漓尽致。这三重因素叠加,才酿成了《惩毖录》中李如松形象的大转变。可以说,他成了时局和个人恩怨的牺牲品,最后只得背上骂名,遗臭万年。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。
参考资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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